六经所记载之人与事，虽在过去，但圣者之所志，则在未来。
至于一般读经问题，我认为在小学中应有若干经的故事，应选择若干切近而易了解的经中的文句，作学校中的格言标语，于周会加以讲解，使受了国民教育的人，知道中国有经，有圣人，有切身做人的道理。我记得民国十年有位刘子通先生到湖北来传播新思想，先讲心理学，大家无所谓。
1952年9月12日原载《徐复观文录选粹》学生书局2013年版 进入专题： 读经 。但从另一方面说，也可以招来知性的沉滞。但中国没有赶上这一幸运时机。同时，欧洲之反封建，有僧侣、领主、贵族等具体的对象，当时并没有提出那是封建思想，因而反对之。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，即为隐之士，假定对政治有所不满，便有随时被指为叛夫之虞。
真正说起来，以五四运动为中心的反传统主义者，实以想改变社会生活习惯，社会生活秩序为内容的。当然，社会的本身，对文化也有制约的作用，但这种制约是分散的、间接的、弹性的。吾谁欺？欺天乎？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。
孔子去世后，弟子们为他守孝三年，然后相拥而泣，这才各奔东西。这三个核心价值观，被孟子称为三尊。引用格式：吴天明.孔丘称子补说[J].理论月刊，2020(12)：132-139. 进入专题： 孔子 。他们为什么不把先生改为子呢？这是因为，华夏大国的公卿均可尊称为某子。
我之大贤与，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人将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（《子张篇》19·3）这一章中有子夏、子张两位同学，还有子夏的门徒，记录者则是子张的随侍门徒，至少有四个人。子夏虽然并不在现场，但是他实际上出现了。
祖师爷被特别尊称为子，老师被尊称为颜子或先生，徒孙则自称为门人。弟子居然按照先周尧舜商汤古礼为老师守孝三年，时间至少长达二十五个月，说明弟子对老师伟大的道德学问是多么感佩，多么崇拜。记录者自己，也就是曾参的门徒，自称为门人。曰：恭，宽，信，敏，惠。
这一章所折射的尊卑观念、行为方式、语言习惯，与今天的中国人有任何本质的不同吗？我看完全没有。读经典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，不真正了解我们的昨天，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今天，也不可能科学地预测子孙的明天。如果记作孔子，反而显得啰唆，不够简洁。从春秋时代直至清末民初，称呼人家的表字，一直都含有敬意。
虽然孔子语录的记录者早已作古，不可能给我们作出详细解释了，传世文献的文字又极其俭省，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，但是，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中，推测他们记录孔子语录时的所思所想，推测他们称呼孔子方式的价值判断和取向。春秋时代，华夏大国公卿可以比照小国之君和蛮夷戎狄之君也称子，子字遂有敬意。
本之则无，如之何？子夏闻之，曰：噫。如果这时仍然尊称孔子为孔子，徒孙们也尊称各自的老师为某子，这就会造成辈分的混乱，也不能显示对祖师爷孔子特别的尊敬。
《为政篇》2·5记录孔子与孟懿子交往，《为政篇》2·6、《公冶长篇》5·8记录孔子与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交往时，孔子随侍弟子均将孔子直截了当记作子。关于子路的这两章语录，就是很好的案例。周礼规制中，名是无比重要的，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。孔丘称子，仅仅因为他是华夏大国的公卿。再如：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。子路的门徒、孔子的徒孙门人。
子贡独自留下来，另外再为老师守孝三年。曾子师徒如果将原始记录中的先生改称为子，那么，由于齐国朝廷上有好几位子，便会出现指代不明的问题。
例如：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 孔丘为什么称子，称子为什么有敬意，不仅是个训诂学问题，而且是个重大理论问题。
子游曰：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，抑末也。这种场景，类似如今老师在教室里上课，不过孔子是弟子们唯一的老师，自然不需要将他记作孔老师（孔子），只需记作老师（子）即可。
《八佾篇》3·21记录者不明明白白记作孔子，而记作子，应该有藐视鲁国其他公卿的考虑，似乎认为包括三桓在内的公卿都不够资格称子。《八佾篇》3·21如此记录又是什么缘故呢？我们应该明白，记作孔子才是完全符合周礼精神，而且指代明确的。例如《先进篇》11·7分别尊称二人为季康子孔子，还将孔子的答话记作对。（《卫灵公篇》15·41）这恐怕不仅是孔子对弟子们的要求，而且是他对周代文献言简意赅特点的高度总结。
汉代以来的经师学者解读这一章，经常隔靴抓痒，不得要领，始终说不清楚，就是因为不明白三者之间的关系。按照周礼规范，弟子称呼自己的老师，才能尊称为子某子夫子先生，尊称老师的同学，则直接称其表字。
子张曰：子夏云何？对曰：子夏曰：‘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例如在鲁国朝廷上，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常常被简称为三家三子，背地里常常被简称为三桓，否则会很啰唆。
按照春秋礼制，华夏大国的公卿方可尊称为某子，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，为了语言简洁，可以直接尊称为子，不冠姓氏。孔子随侍弟子在记录老师与季康子交往时，对季康子有时高看一眼。
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按照周礼，孟懿子父子先后担任鲁国公卿，他们与孔子一样，都应该被尊称为某子，他们当面交往，现场就有几位某子了，记录者本应该明确记录孟懿子孟武伯孔子，以示区别。但是事实却是，两种情况都有：《雍也篇》6·3、《为政篇》2·19、《宪问篇》14·21这三章语录，均将孔子记作孔子，《八佾篇》3·21则将孔子记作子。随侍弟子怎样记录孔子，怎样称呼孔子，这类问题看似细枝末节的小问题，不值得研究，实则事关君臣父子大礼、国体政体大统，体现了周礼的核心精神，岂可因其复杂而规避之？孔门称呼孔子的方式，折射了周礼官本位的基本精神和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，反映了周代君子既看重官爵贵贱，同时也兼顾年辈大小和道德学问高低的价值观，而这种周礼精神、价值取向甚至言说方式，至今都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，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。
如何称呼别人，既要礼貌，符合周礼，又要指代明确，中国人至今仍然如此。周代的至亲至尊之丧，虽然也叫三年之丧，但是丧期已经大大缩短为天子七月，诸侯五月，大夫三月，士二月。
如果孔子与孔门以外的其他公卿直接交往，语言环境中出现了几位某子，记录者就应该记录明确，作适当区别了，季子就记作季子，孔子就记作孔子，等等，都要指代明确，含糊不得。可能有学者觉得，这类例子今天分析起来非常麻烦且琐碎，似乎无关大雅。
子曰：回也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弄清楚了他们三代人之间的关系，这一章语录就很好懂了：祖师爷教育我们的老师曾子，曾子老师一听就懂了祖师爷的道是什么，所以没有问，祖师爷也自然不需要再说什么。
